“谁来管长江”是立法最大难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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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0-06

全线共设车站10座,在施工过程中,将改建既有的景德镇北站和黄山北站,新建南昌东站、军山湖站等8座车站。

  所以,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介绍自己从事这样一份工作,如何去展示自己,如何去分享自己从事的自豪的事业。韩厚健:我是1962年到当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的,我学的是导弹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,到了五院以后,我就一直在第一总体设计部担任设计员,后来当主任设计师、副总师、总师,我是研究员。主持人:一辈子和航天事业打交道。韩厚健:干到2008年退休,46年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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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五部委”的《通知》加“四协会”的《意见》,显然是个“组合拳”,而且看情势,这只是个开始,还会有更多相关部门、组织机构和行业协会联动,对一些演员用于避税的所谓“阴阳合同”下下狠招,对利用“水军”制造爆红假象的行为展开打假,还业态一个公平、公正与公允。

  “期待,也有一些忐忑。”非洲,一个印象中遥远而神奇的所在。安娜对它充满探知欲,“人、城市、一切都是崭新的。”飞机着陆,走出机舱,呼吸了一口非洲的空气,2011年,顺利过关斩将,安娜无国界生涯的第一站,坐标定位塞拉利昂。这一年的7月是安娜30岁生日,她在日记中写道:“今天,我见到一个同样是三十岁的病人,怀孕六次,生产五次,两个孩子幸存。

  在放眼全球、借鉴西方、推进现代化的同时,对自身文明的力量,千万不可不求甚解和妄自菲薄,一种生生不息的正能量,就在民族史诗的内部,在我们的血液里、知识里、家国里、情爱里。

  (七)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。(八)、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。(九)、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(十)、民族、宗教和侨务工作。(十一)、国防和军队建设。(十二)、港澳台工作。

  记者前来采访时,王文强正带人追赶一头逃跑的山猪。王文强:拦住,那边拦住。抓住它。王文强想从后边挡住山猪的去路,没想到这头山猪直接向他冲了过去。王文强:关门去,对面关门了没有。

  发展保护  对这一“两难”问题,长江经济带建设面临太多的纠结。  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,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就曾坦陈:“当前,长江流域开发和生态安全保护之间存在着非常尖锐的矛盾。 ”  如何通过建立一套法律制度,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,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《法制日报》记者近日专访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吕忠梅。   记者:当前,长江开发保护存在诸多问题,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 吕忠梅:还是GDP竞赛的思维方式。

每个区域都在想着怎么把长江最大限度用起来,想的都是上项目、划园区、拉投资。 在他们的经济发展规划里面,“保护”往往就是一带而过的空话。 在园区规划里,你也很难看到对保护和污染防治的实际投入,很难找到对长江保护的具体举措,生态保护的底线思维是缺失的。   记者:现在,中央提出共抓大保护,不搞大开发,这一战略定位确立后,这种“重开发轻保护”的问题会否“刹车”  吕忠梅:应该会产生不小的影响。 最近就有人跟我讲,说不知道怎么搞长江经济带建设了。

他们认为,上项目、投资金、创产值,就是长江大开发的标志。 国家突然提出长江大保护,他们不知该怎么做了。

现在,很多人都还认为,长江保护是限制、制约经济发展的。   记者:制定长江法可以协调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 吕忠梅:对,可以通过法律划定几条底线。

要有生态底线、行为底线,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确定谁优先的顺序。

现在因为缺少底线,只有投资冲动没有保护愿望,一旦全部放开,结果只会是无序开发,最后就是生态破坏不可挽回。

现在立法就是要在还没有最大规模开发前,把原则定下来,把底线划定,把超越底线要承担的后果讲明白。

  除此之外,还要通过法律为长江开发保护建立一个核心的管理体制。 谁来保护长江、谁对保护长江负有职责,由法律作出明确。

现在的情况是,谁都有职责,谁都有权力,但职责重叠、交叉、空白,权力如何行使没有程序,谁都说自己是依法行政,实际上是“依法打架”“依法推诿”,保护的权力分散和碎片化现象十分严重。   记者:谁来保护管理长江,现有的立法解决不了  吕忠梅:现有的立法不足以为长江来设定这些内容。

有一些普遍设定的规则,在面对长江流域大开发热潮时,失之于宽,失之于松,失之于无。

  记者:对于长江流域管理的问题,长江委不能协调解决吗  吕忠梅:不能。 从历史上来看,长江委是上个世纪50年代,作为水利部负责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派出机构,其仅仅是一个技术咨询机构,没有决策权、管理权。 到80年代以后,尤其是1988年长江流域水灾后,防洪法赋予了它在防洪方面的决策权。

2002年,新水法明确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,按照流域管理决策权和监督权分离思路,赋予了长江委等流域机构7项监管职能,使其成为具有一定执法权的机构。

可以说,随着国家逐步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,其权力不断得到扩充。

  但是,长江流域开发利用涉及众多方面和环节,比如建水电站、船舶航行、水产养殖和捕捞等等,分别由不同部门管理,长江委作为水利部的派出机构,没有协调这么多部门、这么多事务的权力。 另外,从长江委自身的情况看,目前也存在政事企不分的问题,它既是行政机关,又是事业单位,还是企业法人。 自己既是运动员,又是裁判员,还是规则制定者,这种状况也决定了它承担不起长江经济带建设综合管理的职责。   记者:如果国家制定长江法,应否提出新设立一个长江流域的综合管理机构  吕忠梅:就是要设定一个特别机构,它一定不是现在的长江委,而是新体制下的综合管理机构。 我们的想法是,它应该是直属国务院的专门机构,由法律来赋予其综合管理权限,对开发利用和保护有一定的决策权,特别是具有统一监管的权力。   记者:如此多的职权集中放在一个管理机构之下,会否打破原有平衡,各种关系如何理顺  吕忠梅: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。 管理机构怎么设是长江法立法的最大难点。

它和我们现行管理体制有冲突,需要集中授权。 我们简单进行了梳理,大概涉及近20部法律76项职权,归并到一个综合管理机构之下,哪些应该综合授权、哪些需要分别授权,这里面既涉及现有的行政体制,也涉及多部法律的关系,需要审慎考虑。   记者:为长江流域制定长江法,是不是也要为黄河流域、珠江流域等分别制定法律  吕忠梅:从我们的研究来看,为长江立法不等于要为我国的每一条流域都制定一部法律。 我的结论是,我们只需要为长江立法。   我们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、从长江流域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地位、从长江流域开发利用和保护利益的特殊性等方面综合衡量,长江流域更符合制定特别法的条件。

  我们已经对流域立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,比如美国、澳大利亚的流域立法进行了梳理,发现这些国家都有流域特别立法,但没有一个国家为每一条流域都立法。 一个流域是否需要制定特别的法律,是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相连的。   记者:环保法修改,您也是呼吁了十几年。 目前,对长江法制定有哪些预期  吕忠梅:我们提出制定长江法,既不是一时兴起,也没有打算一夜之间完成。 目前,我们已经完成了流域立法的学术、理论梳理,包括各个国家流域立法的制度梳理,完成了长江流域立法需求的前期调研,完成了对长江流域已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实施情况的分析评价,也对长江法的立法结构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。   下一步,我们还会继续进行实地调研,以问题为导向找准立法需求。 我们也会邀请经济学、管理学、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加入研究工作,进行立法前评估,对立法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、社会影响等进行论证。   从研究团队来讲,我们希望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,能够为国家立法提供建议稿,作一个铺垫,打一个基础。 立法是各种利益诉求不断表达、不断完善的过程,哪怕仅仅作为一家之言,提出来也是一种贡献,让立法有一个讨论的前提和基础。   我自己的心理预期是,这部法律至少应该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同步推进,它绝对不能滞后,否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。

我们一定要确立规则在先,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。

(记者王斗斗)。